公元1796年正月初一，北京紫禁城内张灯结彩。八十五岁的乾隆皇帝身着明黄龙袍，在万众瞩目之下，将象征皇权的青玉玺郑重递交给自己的第十五子、时年三十六岁的颙琰——即后来的嘉庆皇帝。群臣山呼万岁，场面隆重而平稳。大清王朝的政权在表面上完成了一次无声的交接。

可是在这场“禅位大典”的背后，这位纵横一生、功业满身的老皇帝，真的愿意放下手中的权力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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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月初四，乾隆在紫禁城隆重举办了“千叟宴”。这是他晚年亲自主持的最后一次盛宴，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老人聚会。

五十年前，他曾在位时举办过一次千叟宴，当时要求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才能参加。如今，作为太上皇的乾隆再度设宴，因自己已至耄耋之年，特意将门槛提高到七十岁。

嘉庆皇帝亲自搀扶着乾隆走上宝座，殿中三千余名银须白发的老人齐声叩拜，山呼万岁。乾隆频频点头，脸上洋溢着满足。文人们即席赋诗颂德，称赞他“功高万古”。对乾隆而言，这无疑是人生舞台的又一次谢幕礼。

但事实上，这场盛宴拉开了乾隆太上皇生活的序幕，而非结束。

乾隆虽然宣布“传位于子”，但他深知中国历史上太上皇大多结局悲惨。唐高祖李渊被儿子逼宫，郁郁而终；唐玄宗在安史之乱后被迫逊位，终生受儿子猜忌；宋徽宗、宋高宗、明英宗，皆难逃太上皇的落寞命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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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避免重蹈覆辙，乾隆在禅位前就精心安排。他明确规定：礼仪、祭祀等繁琐事务交由嘉庆处理，而军国大事、官员任免等核心权力仍由自己掌握。他自称“训政”，要求嘉庆每日听训，不得擅自决断。

乾隆的敕旨依旧以“朕”开头，文件称为“敕谕”；朝臣奏折上，太上皇的尊号抬高三格，而嘉庆仅两格。乾隆的寿辰称“万万寿”，比嘉庆多一“万”，寓意权威高于在位皇帝。

居所也能说明问题。按理太上皇应移居宁寿宫，但乾隆仍住在养心殿，嘉庆只能暂居原本太子居住的毓庆宫。所有人心知肚明，真正掌权者仍是乾隆。

嘉庆皇帝在这三年几乎成了“秘书皇帝”。他谨慎恭顺，不敢越雷池半步。每日勤于早朝，却很少有决策权。祭祀、阅兵、传胪等仪式需事先奏请太上皇批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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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庆表面恭谨，实际上心中也有无奈。他清楚，父亲晚年仍不放心权力。为了避免重演唐玄宗、唐肃宗父子间的矛盾，他选择克制，耐心等待。

乾隆虽仍握实权，但日常事务已减少许多。他有了更多闲暇时间，常回忆往事，挥毫作诗。他终生好书画，晚年更是沉醉于鉴赏收藏，时常把玩古玩字画，自得其乐。

家庭方面，他期待儿孙满堂。嘉庆三年，曾孙载锡完婚，乾隆殷切盼望早日得来孙，以延续天家香火。这些寻常的心思，使这位帝王在暮年显得格外平凡。

然而，太上皇的三年并非全是清闲。乾隆刚举行完禅让大典，正月初七，陕西、四川、湖北交界处爆发了白莲教起义。短短数月，波及川、陕、鄂、豫、甘五省，涉及两百余州县，规模之大，震动朝野。

白莲教起源于宋代，至清中后期因社会矛盾激化而再度兴起。乾隆晚年政治腐败，官场贪墨，民间赋税繁重，百姓困苦，教徒聚众反抗几成必然。

乾隆虽退位，却仍亲自批示调兵遣将。短短三年，朝廷已动用十余万兵力，耗银七千万两。但由于和珅等权臣中饱私囊，地方官员敷衍塞责，清军屡战屡败，起义反而愈演愈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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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莲教的战火，不仅吞噬了大清的财力，也蚕食着乾隆的精力。

嘉庆三年冬，乾隆的身体每况愈下。他记忆衰退，常常上午说过的话，晚上就忘。腊月间染上风寒，虽经太医重药治疗暂时好转，却元气大伤，听力、视力皆衰退。

次年正月初一，他仍坚持在宫中接受群臣拜贺。大臣们见他气色尚可，以为还能再享数年安康。未料初二病情骤然恶化，陷入昏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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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月初三，乾隆在养心殿驾崩，享年八十九岁。距他精心筹备的“九十大寿”仅一步之遥。他最后写下的诗题为《望捷》，仍在祈盼白莲教战事告捷，却未能等到胜利。

乾隆去世的消息传出，朝野并未出现剧烈震荡。群臣早已做好心理准备，只有和珅痛哭失声。京城百姓则淡然以对，认为乾隆“寿终正寝”，实属常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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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乾隆的谢世，嘉庆终于彻底掌握皇权，真正成为大清的主人。可是，他继承的却是一个积弊丛生、战事频仍的帝国。白莲教之乱，直到嘉庆亲政五年后才得以平息。

乾隆一生，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、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之一。他的太上皇岁月，既是荣耀的延续，也是无力的挣扎。他既想保全权力，又渴望颐养天年；既怀雄心未减，又不得不面对身体的衰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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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三年的暮年时光里，他像一头老狮子，仍张望草原，却已无力再扑击。乾隆的谢世，不仅是个人生命的终点，也象征着乾隆盛世的落幕。嘉庆即位后所面对的困局，正是乾隆晚年积弊的必然结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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